1959年9月30日的夜晚，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，中国政府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会晚宴，特地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出席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规模的官方宴会，吸引了约五千位宾客，包括来自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，以及中国各界的代表人士。

宴会厅内灯火辉煌，觥筹交错，笑语欢声不绝于耳，气氛热烈而隆重。与此同时，后厨的厨师们则紧张忙碌着，他们挥汗如雨，争分夺秒地烹制着丰盛的菜肴。正当厨房内一片忙碌时，忽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宁静，震动了整个厨房，所有人顿时警觉起来。

保卫科的警卫迅速赶到现场，表情严肃紧张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宴会厅的顶棚内竟藏有五十名身着黑衣的人员，他们默默潜伏，神情凝重。这么重要的国宴现场，居然有人藏身于吊顶，这究竟是何人？他们与刚才的爆炸声是否有关联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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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国宴正式开始的时间不到七小时，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沈勃接到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紧急电话。电话中，刘仁质问沈勃：“人民大会堂怎么能不安全呢？”这句话如惊雷在沈勃心头炸响，刘仁要求他立刻赶到办公室，共同商讨解决方案。

对沈勃而言，人民大会堂是他与众多专家经过日夜奋战、举全国之力打造的建筑奇迹。大会堂整个结构无一根立柱支撑，完全由钢梁构成。尤其是顶棚上的钢梁，是由沈阳桥梁厂专门制造，最大的一根重达55吨，令整座大厅坚如磐石，即使面对地震也毫无惧色。

那么刘仁所说的“不安全”究竟指什么？沈勃心怀疑虑，急匆匆赶到刘仁办公室。办公室内除了刘仁，还有几位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，这让沈勃的心情更加沉重。

公安局的同志焦急地告诉他：“宴会厅安全隐患很大，吊顶内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电线，消防安全堪忧。”沈勃这才明白，所谓“安全问题”其实指的是消防隐患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他在施工阶段就已经有所察觉，并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。

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基础薄弱，钢材产量仅有158万吨，原本计划使用钢结构的顶棚不得不改为木质龙骨架。纵横交错的木结构吊顶中布满了电线，虽然这些电线穿入铁管中，理论上隔绝了火源，但接头处的隐患依然存在。

公安局人员进一步检查后发现，人民大会堂的地板也是木质结构，如果发生电路短路，极易引发火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“尤其是宴会厅二楼的消防安全问题尤为突出，离国宴开席仅剩六个多小时，情况十分紧急。”公安同志无奈地说。

“那怎么办？要不要向周总理请示，改换场地？”大家纷纷讨论。然而，宴会各项准备工作早已就绪，场地一旦更换时间根本不够，更何况在当时中国，能容纳五千人同时就餐的场所几乎没有第二个可用。

最终，大家一致决定不将问题上报正忙于接待外宾的周总理。情急之下，沈勃建议减少一些桌椅，为消防通道留出更多空间，以确保发生意外时宾客能安全疏散。

“这不行，郑连福肯定不会同意的，他是国宴总负责人，桌椅摆放方案一经确定，绝不允许改动。”刘仁阻止道。国宴现场的桌椅布局精细至每厘米，任何变动都可能引发连锁问题。

1959年9月30日白天，刚扩建完的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两旁新矗立的地标性建筑吸引了无数市民前来参观，大家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广场成为亿万国人骄傲与希望的象征。

与此同时，人民大会堂内一千多名工作人员正在为晚宴的最后筹备忙碌着。国宴总负责人郑连福穿梭于厨房和宴会厅之间，宴会厅内整齐排列着472张餐桌，桌间距离精准到毫米。

这些桌椅的摆放方案是郑连福经过反复推敲设计的。最初，他计划安排500桌以容纳5000名宾客，按每桌十人计算，场地面积足够。然而现场测量发现东西两侧被厨房占据，无法摆下那么多桌子。

为了腾出乐队区域、服务通道和消防通道，最多只能摆472桌。距离宴会还有三天，情况极为紧张。此时确认的实际宾客人数为4647人，郑连福重新调整座位安排：主宾席及其周边170个座位保持不变，其余300桌每桌加一人，减少桌数腾出空间。

虽然座位问题得到解决，但菜单设计成为更大挑战。每桌需要上15道菜，总计7080道。外宾众多，必须兼顾各国饮食习惯，同时满足中方口味。

经过反复研究，郑连福确定菜单以清淡软烂为主，冷菜多于热菜，以便配合领导致辞和祝酒的时间安排。菜单确定后，如何备菜成为难题。

当时人民大会堂仅有29名厨师和200多名服务员，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量，必须调动更多人手。郑连福召开动员会，从北京各大饭店调集业务骨干前来支援。

鉴于人民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，食材预加工分散在各饭店完成，成品再运至大会堂进行最后加工。郑连福亲自监督菜单设计、食材采购、

发布于：天津市